【佛山陶瓷网】金融危机两周年之际的反思

    金融危机两周年之际的反思

2008年9月15日，纽约，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后，员工黯然“收拾行李”走人

现代经济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时刻发生在两年前的9月。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台,之后美国金融系统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美国在那个“黑色九月”里似乎陷入了又一次大萧条。同样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高级决策人似乎对这一切的因由毫无头绪。人们对这个时代的判断完全错了。在战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完全被驯服,风险完全被掌控。结果这一切都不过是幻影。艾伦·格林斯潘表示,他一直以来信任有加的华尔街体系会如此大胆鲁莽以至自毁前途,这让他“极度震惊、难以置信”。这位前美联储主席告诉美国国会:“整个管理体系已经崩溃了”。经济学家们纷纷表示眼下他们需要找出新的理论对策来解释市场运作,特别是金融体系的运作,及其如何与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基于发生的一切,经济学的很多长篇大论需要重新思考。”前总统顾问、知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说。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本末倒置

两年过去了,反思几乎仍未开始,而且只有经济学家们愿意勉强考虑。

与此同时,政策、政治争论仍然由过时的经济理论主导。不管这些争论是关于经济刺激、金融改革、医疗或工作,华盛顿的讨论仍然遵循经济崩溃前的概念框架,强调过分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论见:即市场的作用总是大过政府。提倡政府加大开支的都是社会主义论者;拥护市场主义的都是主张放任自由的理论家或华尔街的奴隶。这两类人水火般不相容。目前一个庞大的新监管架构正在启动,但很多专家认为该架构对改善华尔街或实体经济的运作方式作用甚小,同时也没有新的经济理论作支撑。

经济学界未能从理论上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实体经济层面上,其他科学也没能发挥用途。美国最聪明的那群人带领的华尔街仍然让人不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这进一步证明金融仍然是经济的主要成分。

金融部门的贸易及银行实务在近几十年进化成为晦涩难懂的科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经济科学家们。1991年末,冷战结束、苏联垮台时,使得对物理学家、工程师或其他行业一流人才的需求锐减。随着“和平红利”的出现,这些人里很多人开始进军华尔街,摇身变为与数据打交道的人。这次跟风为华尔街带来两大新鲜事:一是智力马达——iq水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层面。其二是他们认为市场应该像他们曾经摆弄过的武器系统一样,完全按公式运作。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结构金融”、衍生工具及其它产品变得相当繁复,以至于不单监管机构,就连华尔街ceo们都有点不明不白。

不过,如果没有对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奖励措施”的调整,这个趋势还不会改变。薪酬制度并未重新调整,奥巴马政府和国会也并未在立法上对此有所作为。因此可能那些最聪明的人还不会过多介入。过去两年华尔街高管一直在抱怨减少薪酬和红利是在掠夺他们的人才。政府的回应是“没错!这恰恰就是关键。”金融过去是达到目的的方法: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银行业曾经为产业和服务业服务。现在本末倒置,金融成了最终的目的,实体经济反而服从于金融服务(这场危机之后,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量飙升至600万亿已不足为奇)。

“最近某些时候,金融有点搞不清楚自己的存在目的,”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劳特·特里谢今年早些时候表示,“金融有它自己的发展轨迹,现在它已经开始自我指示。”只要这种病理事态持续发展,全球增长和社会福利问题将会继续依赖于华尔街和自由市场经济持续的谬论。

市场并不总是能自我调节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请求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起草一份“兼具基础性和变革性的大挑战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备受尊重的金融经济学家罗闻全也位列其中。他表示这种事对他来说还是头一回。但麻烦的是,经济圈“对于背离正统观点的论见相当不容忍”,经济历史学家菲利普·米若斯基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不相信金融体系会自掘坟墓。这个领域已经不再从方法论上做自我批评了。所谓的‘市场自己会趋向大稳定’的想法,其实只是一种傲慢和狂妄罢了。”确实,罗伯·约翰逊说经济学家相互间流传一个笑话,他们根据人们由利己主义驱动的理性表现来制定过分简化的模型,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他们自己”。没完没了的争论证明了这些理性行为模型是多么站不住脚。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新受奖人之一,圣菲研究所物理学家j·多恩·法默试图用高级计算机参照天气变化追踪方式描绘出人们的经济行为,将复杂的理念带回到经济研究领域。不过法默表示,“已确立的学说观点是不支持这种东西的。”法默说,“经济体系现在正在陷入的文化模式过分强调为证明定理而证明定理,却鲜少有科研成果。这导致计算机模拟不被重视。”由乔治·索罗斯资助的新经济思维研究院主任约翰逊表示,“新思维确实是有的,但它们无法引导政策制定。这是权利社会离我们太远而产生的问题。”

经济圈里最红的人物未必能帮上忙。奥巴马政府里的顶级经济学家包括萨默斯、刚离任的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她的继任奥斯登·古尔斯比等,他们全都是传统理论的拥护者。批评家们说萨默斯应该十分清楚旧思想已经完全不够用了。作为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在1987年股票崩盘后撰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无法再相信价格会随着那些基本原理而理性变动。他甚至谨慎地建议对金融交易征税。然而这个世界上最机敏的经济学家之一,放弃了之前的那些论见,转而支持格林斯潘的观点,即市场会自我调节。当今时代,萨默斯和奥巴马团队的其他人似乎都低估了经济危机的深度及其系统性特征。刺激性消费显得很谨慎(考虑到对大政府主义的政治敌对情绪),抵押消费不足,财政改革降到最低限度。当局表示在政治压力下他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不过其他人并不认同。“金融改革法案和监管前景都还需要加强,”麻省理工学院的罗闻全说,“这是对这场危机潜在的根本原因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里正好有个历史比对:由于经济学界开始深受“新古典主义”思想,或者说是市场自主调节论所影响——近几十年来所谓的金融革新开始在华尔街大行其道。这直接导致了2007-2009年的危机。不管其系列产品多么疯狂或复杂,当时推崇的理论是不需要政府监管,有市场固有的稳定性作保证。这种观点导致当时任何形式的政府作为都被认为是一种异端行为,特别是苏联垮台后,计划经济以及国家主义更是被彻底否决。

我们仍在盲目前进

新的金融改革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但仍然把政府监管方面的问题交给那些上次没能担起责任的监管机构。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基本仍在盲目前行。

正如大萧条向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证明了市场有时表现很糟糕——也直接导致了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如今的这场危机直指真相,或者证明了市场的理性模型并不能有效运作,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人们多数时问并不是理智的行为者,真实世界里不存在真正的均衡状态。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能自我摧残,在金融世界里尤其如此。与其它经济成分不同,金融世界总是根据不同的规则运行,而且更易于产生恐慌和狂躁心态。1983年,一个名叫本·伯南克的年轻的斯坦福经济学家出版了关于大萧条起因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伯克南说,“我从不认为金融市场可以自由放任,”伯克南说,“因为它们更倾向于失败。”甚至连哈耶克这位20世纪自由市场思想的教父,也相信金融市场受制于不时发作的“不稳定症”,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杜克大学自称为自由论学者的布鲁斯·考德维尔说道。

在战后自由市场必胜理念盛行时期,所有这些关于金融差异性的来之不易的智慧观点都被抛弃或忘却。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把金融视为异物是不对的,是吹毛求疵。主流理论都来自芝加哥学派怀有“理性预期”的经济学家,他们想当然地假定资本流通,不管有多开放,总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超大型的金融部门,或者它们要怎么服务于一个更庞大的经济体?我们是否该效法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从这次大衰退中吸取教训?是否该有一个新经济学发展全新的理念,重新定位市场和政府间的平衡并接受两者的共同存在?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过,套用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的话就是,“每大衰退一次,经济就进步一次”。在新的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延续古老的思想显然是必要的。但现在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等候大衰退后的经济进步。政策正在毫无顾忌地推进,经济进步和其他科学理论都被远远抛到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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